济南并校之上学现状:15里路,骑车38分钟上学

天空出现一丝鱼肚白,4个单车少年飞驰而过,背影迅速模糊。李香兰担心地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卢龙县双望镇韩官营村的老李有一儿一女,儿子上初中,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每天都得接送。“听说原先有校车来着,后来怕出事又取消了,现在学校要求一至五年级学生必须有家长接送。”

  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

早晨5:40,三官村,天空一片漆黑,室外-3℃。

为什么要进行撤点并校?我市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并未对此作出解答。记者从网上找到这样的答案:2011年12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将撤点并校的原因概况为“一少”“一多”“一高”。“一少”就是农村学生数量减少,学龄人口减少。全国6到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2000年的2.05亿减少到2010年的1.58亿,减少了4700多万。“一多”就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增多,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目前约2.4亿,子女要么留守,要么随迁。2010年随迁进城读书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约1200万。“一高”就是对高质量教育需求提高。农村学校的规模小了,老师就少了,家长担心质量难以保证,也导致了学生向城镇学校流动。

  这位名叫杨贵平的老人,已经年近古稀,在美国从教数十年。最近几年间,这位慈祥的老人将对“撤点并校”的担忧时时挂在嘴边——裁撤生源少、设置在偏远地区的教学点,将几个学校合并成一个中心校,以集中优势教学资源,这一政策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实施过程中的简单的一刀切,导致了一些农村孩子失学,进而导致农村的凋敝和乡土文化的瓦解。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锐减一半,平均一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学龄人口减少

  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7年,全国小学数量减少了47.50%。在撤并过程中,撤并力度最大的恰恰是贫困山区的小学。

这是几个六年级孩子上学路上的情景,这一幕在济南周边的街镇每天都上演。

但孙老师说,撤点并校也带来不少问题,学生上学的路远了,路上危险因素增多,低年级的孩子不管刮风下雨都得接送,大点的孩子自己上学也有安全隐患,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时间上,都加大了农村家长的负担。

  “撤点并校”的目的是整合有限的教育资源,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而这种优质教育通过什么体现出来呢?杨贵平发现,学生的分数是唯一的答案。

对此,展开调查。

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直到不久前,已离开老家多年的小敏和母亲唠嗑,才知道那所小学已经撤掉好几年了,因为离县城近,村里的孩子都去了县城小学上学。

  “一个村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年轻的父母,也就渐渐走向了衰亡。”

今年9月,长清区五峰山街办三官村村民李香兰12岁的儿子谭晓文与同村的小伙伴一起上六年级。因村里小学只到五年级,这些孩子需要每天骑自行车到15里外的中心小学。从此,早晨看着儿子出村成了她每天的开始,对孩子上学路上安全的担忧成了她每天最大的牵挂。

接送孩子捆住一个大人

  杨贵平为“撤点并校”前后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做了一次精确的统计。

原标题:并校之困:15里路,骑车38分钟上学

小敏有些伤感。她不知道的是,被撤的小学不止她老家的这一个。记者从网上找到了《中国青年报》引用教育部的一组数据: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我国农村(包括县镇)普通小学数从521468所缩减到263821所,减少49.4%;2000年至2007年的8年间,教学点减少50.9%。在十年时间内,我国农村普通小学数量减少了近一半。

  然而,许多农村老师反映:“不管我们怎么拼命,学生成绩还是上不去,课文太深,和学生生活不结合,学起来困难。”

伴着乡村泥土气息的空气更显清冷,寒风袭来,不禁打了个寒战。

作为教育工作者,孙老师还注意到另一个问题,很多老师因为在县城买了房,都想方设法往离县城近的学校调,县城和周边的学校老师人满为患,离县城远的学校却师资紧张,一人一个班都顾不过来。也有县城的老师来支教,但支教期只有一年,一些支教老师想着对付一年就走,没心思好好教,也谈不上提高教学质量。

  寄宿在中心校,孩子离开了父母,离开从小生长的乡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封闭式的教学环境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不到两个小时的课间休息及运动,其他的时间就是背书、做作业。

吃过热腾腾的面条院子里公鸡才打鸣

不是所有农村家长都能像肖大姐这么省心。来超市买东西的李大姐说,现在上高二的儿子曾在下铺小学上到二年级,后来学校撤了,孩子从三年级开始就得骑自行车去高庄小学上学,虽然离得不远,但总不如在村里上学放心。抚宁县田各庄乡湾子村的老张则有两重担心。在本村小学上到五年级后,儿子就得去乡里上六年级。“他自己骑车子上学,路上啥车都有,中午就不让他回来了,能少跑一趟就少一趟。”老张说,这样一来,儿子的午饭就只能在学校旁的小卖部买点啥,孩子正长身体,又担心他吃不好。

  事实上,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曾指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5:50,李香兰家的大门开了,她把一行迎进家里。走进卧室,睡眼惺忪的谭晓文刚从床上坐起来,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每天这么早起床睡得醒吗?”“习惯了。”孩子含糊应对。

不仅是秦皇岛,撤点并校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上学路远,交通不便、黑校车事故、学生的午饭问题、教育资源不平衡……2012年,这一执行了10年的政策被叫停。(秦皇岛晚报讯
记者 刘旭伟)

  从2001年起,“两免一补”政策开始在农村教育中逐步实施,“两免“是免书本费、免学杂费,“一补”就是向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

2012年11月21日,教育部要求全国各地暂停撤点并校。撤点并校,始自上世纪90年代,是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相关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302099所,占81.3%。

家住下铺村的肖大姐则把孩子送到了离家大约5公里的大刘庄小学,她认为大刘庄小学教学质量好。她不需要太操心接送孩子的问题,因为有专门接送孩子的大巴车,一人一座,看起来还是挺正规的,每个月200元的交通费对农村家庭来说不算少,好在家里开着小超市,还能承担得起。肖大姐原本以为这辆“校车”是学校安排的,但她说曾接到学校通知,说“校车”和学校没关系,学生坐“校车”是自愿,有什么后果自己承担。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深入中国农村的杨贵平有着这样的观察: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四五岁就要开始帮着父母做各种家务和农活,烧饭、带弟妹、挑水、喂猪、种菜等等。在劳动中,孩子逐渐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勤劳、动手的习惯,也培养了对土地、对自然、对家乡的感情。

院子里的公鸡连着打了3次鸣后,晓文收起碗筷。此时墙上的挂钟指向6:15。“你们看,孩子为了上学比鸡起得都早。”晓文父亲苦笑。

孙老师这个评价在小敏那里得到了印证。她记得,老家的村小学只有3个老师,管理松散,有时下课后老师有事,学生们玩一个小时才又开始上课,而她直到去邻村学校上学,才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

  杨贵平在调查中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几间教室改成宿舍,地是泥巴地,窗子没有玻璃,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要睡两三个孩子。学生们自带的被褥多半单薄破旧,到了冬天根本无法抵御寒冷。

11月23日早晨,跟随谭晓文和他的3个小伙伴,一起走了15里38分钟的上学路。

对于29岁的小敏来说,卢龙农村老家的那所小学校承载着一段童年记忆。她在那里上到小学三年级,学校就在她家后面,走路1分钟就能到。记得那时学校没有热水,同学们都来她家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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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好衣服洗漱完毕,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已放在桌子上,孩子津津有味吃起来,没几分钟就吞到肚里。他说,中午饭12点左右才能吃,早上不多吃点,上课很容易饿。

在儿女不需要接送的时候,老李和媳妇都能出去打工,媳妇即使是在超市、加油站、饭店打打零工,一年也能有1万元的收入。现在女儿又开始上学了,必须有个大人留在家中负责接送。“上午7点到11点,下午1点到4点,打啥工都赶不上,只能干干家里的活。”老李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2.5公里之内,以便学生就近上学。

这些数字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撤点并校10多年后农村学校生存状态如何?农村学生经历了怎样的上学之路?

久在城市的人对一个村中小学的消失并没多大感受,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撤点并校改变了他们上学的方式和轨迹,他们的父母也添了一份忧虑和牵挂。

  山西吕梁是杨贵平几乎隔一两年就要去一次的地方,2005年一则关于该地区的报道显示,“短短两年,农村小学由205所调整为94所,复式班和单人校全部取消”。

一个很陡的山坡前,4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努力推着自行车往上走,目的地是15里外的学校。陪伴他们的是瑟瑟寒风和早起觅食的灰喜鹊。

“原先村里还有小学,能从幼儿园上到二年级。”2014年12月30日,老李指了指和他家隔一条道的三间平房说,儿子还曾在那里上过一年,但后来撤了,儿子就去镇上上学了。

  杨贵平注意到,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在响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政策时,重点放在了“撤点并校”,而往往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孙老师是一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农村老教师,十多年前曾担任抚宁县一个村的小学校长,他见证了农村小学的变迁。他记得,刚当校长时学生人数大约在170人,后来逐年减少到120人、80人,在被合并前,学校只有50左右个学生。“以前农村都是一家好几个孩子,计划生育后生得少了,农村人观念也变了,不愿意多生,一家也就两个,村里一年的新生儿只有七八个。”孙老师说。

  在杨贵平看来,在农村,没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标准,只有应试一个目标,只会给农村带来灾难。

农村家长的担忧

  20多年来,这位早年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老太太足迹遍布中国贵州、云南、宁夏、山西、河北、内蒙古等10多个省份的贫困农村及学校,见证了“撤点并校”给贫困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一位老教师眼中的撤点并校

  在河北省某县,李村小学是中心校,辐射周边多个村落,很多学生寄宿;而张村小学实行就近入学。调查显示,住宿制学生年消费1580元,包括住宿费140元,吃饭1300元,交通费240元;而就近入学学生每天在家里住宿、吃饭,年支出只需要440元,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对于撤点并校,孙老师认为有利有弊。“村小学学生减少后,一个老师对应十几个甚至更少的学生,从师资上来说是种浪费。新合并的学校在硬软件上也确实有提升,分到了更好的教具、仪器,校舍得到扩大、修缮或是加固,师资力量也集中在一起,管理更规范严格了。”

  在一些中心校,因为学生突然增加,学生宿舍一下子变得非常短缺。

11点10分,在老李女儿上学的双望镇中心小学门前,已经陆续有家长赶来接孩子。来自范庄的小彭带着小女儿来接上五年级的大女儿。“出去打啥工啊,这俩孩子就把我捆住了。”她紧紧拉着小女儿的手,“都得接送,大的好容易不用接了,小的明年又要上一年级了,我都8年没出去干过活了。”记者询问小彭,如果有校车是否会好一些,她思索了一下说,“要是有校车当然省心,不过这费用咋出呢?太贵的话还不如自己接。”她还有另一层担心,经常在电视中看到“校车”出事的新闻,就怕“校车”不安全。

  有些父母为了照顾孩子上学举家搬离故土。在山西,一些家长告诉杨贵平,“如果在乡下还有地可以种,现在到了大村镇,没有办法,只有下煤窑。”

2014年12月30日上午,抚宁县抚宁镇高庄村,因为天气寒冷,外边唠嗑的人少了,只有几位老人站在村头。村民老罗扯着嗓门说:“现在也就我们村还有小学了,头几年旁边几个村的小学都撤了,都上我们村来上学。”他掰着手指给我们数,“陆庄、魏庄、上下铺子,好像都来我们这上。”

  在各地调查时看到的一些现象让杨贵平心痛,“撤点并校后,一些地方学校布局不合理,许多小学没有住宿条件,小学生每天要跑四五里路上学;山区一些寄宿制中小学,学生上学路程多数在15公里左右,有的甚至有30多公里。为了安全,有的孩子由家长常年接送,有的由母亲随同租房陪读,有的家庭举家搬迁,既影响生产,又增加负担。也有一些农民干脆劝孩子退学,务农或打工。”

市教育部门没能提供撤点并校以来我市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缩减的数据,但记者在农村的实地采访中发现,村小学和教学点被撤的情况很常见,很多村庄的小学生需要到两三公里外的学校上学。

  在中心校上学,费用比村小高得多

  然而,杨贵平调查时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免一补”后,很多农村家庭的教育费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原因就是撤点并校”。

  落实政策重点放在了“撤点并校”,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除了生活上的困扰,学生在中心校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中国学校的通病——应试教育。

  北方一个贫困县的教育局局长对此深有同感。这位局长告诉杨贵平,自己无力改变政策,但是在自己的任上,学校肯定不会撤,“因为孩子太小”。

  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些被撤并的学校多在边远贫困地区,多为一村一校,村与村之间距离远。把学校撤并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村的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长途跋涉离家住校。

  对于这种变化,杨贵平有着更深刻的思考。在她看来,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学校的老师是最被尊敬的,孩子则给乡村带来了欢乐和希望。撤了学校,村里没有了中心,多数时间里没有7岁以上的孩子,一些年轻父母也随着孩子离开了村庄。

  与中心校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经落寞的村小。

  山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原有100多户人家,村里有个小学。学校被撤了后,孩子要到中心校住读,仅仅两年间,就有30多个家庭搬走了,搬走的农民离开了家园,土地也荒废了,“留下的村民大多是最贫困,最没有办法的。”

  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好成绩,以后可以考上高中,上大学”。

  一位在美国工作生活近40年的华侨,针对中国农村的教育现状发出呼吁——重新审视“撤点并校”!

  在杨贵平走过的地方,很多孩子才只有七八岁,一切生活都要自理。一些地方甚至没有食堂,没有人为学生做饭,住校的学生每人自带一个小炉子,清早起来,用自带的树枝烧火做饭,天天吃白饭和酸菜汤。

  杨贵平对此充满忧虑:孩子六七岁就离家住校,在封闭的环境里接受应试教育。可10年寒窗苦读后,能考上大学的不到10%,但这些孩子很难再回到农村。而离开土地的父母,在城镇找到长期稳定收入的机会同样渺茫,他们再回农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这些孩子,这些父母,以及逐步走向衰落的村庄,他们的前途在哪里?

  然而3年后,这位局长退休,这个县就加快了撤并的步伐。

  “学生们变得越来越轻视劳动,不会劳动。”一些家长在接受杨贵平访问时常常感慨,“读书越多越懒,越不会干活。”

  而今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小,或被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了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

  杨贵平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贵州走访时听到的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哭泣:“好远哦,走得脚痛,怕!”

  可当孩子们集中住校以后,每天面对的就是课本,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老师画给学生的远景和学习的动力是离开农村。

  多次的实地调查让杨贵平见证了一个个中国村落的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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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湖北的媒体报道,湖北省一革命老区在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学,而今58所小学或卖给农民种庄稼、养猪养鸡,或作为村委会办公之用,或一片荒芜。

  在人均收入不足700元的贫困农村,“馒头一个1元”,这样的数字让杨贵平心惊肉跳,学生如何负担得起中心校高昂的伙食费?

  “饿,没有钱买。”杨贵平访问过河北一个小学的学生,这个8岁的孩子,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乡土中国走向凋零

  一个北方乡村,村里原有的一个小学有一至五年级。撤了五年级后,9个家庭随上学的孩子搬走了。四年级学生的家长,也有十几家准备搬走。村主任眼见学校办不下去,村子就要死了,于是四处奔走,希望能保住学校,保住这千年的古镇。

  “这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不是孤例。”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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