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

“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首先要感悟到美国人教育的聪明之处,先让孩子去感悟去思考,然后得到知识,也得到批判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由于开始的时候,知识特别简单,比较容易得到感悟,体会到创新能力,中国教育是让孩子直接得到知识,忽略了创新能力。”朱校长补充道。

  “让我们多一些童言无忌!”给孩子的想像力一个飞翔的空间

  这个试验田未来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中国教育在线讯
8月3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在首届常青藤中国论坛发表了题为“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演讲,他表示我们国家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免费的黄金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

  这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但并不是个别现象,以致美国耶鲁大学助理校务卿王芳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中国学生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等教授布置题目,虽然也能完成得很好,但如果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往往会不知所措。”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同样是新华每日电讯说,有的时候行政化也是逼出来的。因为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奖项评为等等都是由行政主导,你要是普通教授,拿项目不容易,但是你要当了科技处长,项目资金等等全有了。

最后,朱校长称,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通过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在学校里营造出浓厚的研究气氛,来促进学生的创新素质的成长。特别是它们都有许多学术大师,学生有机会与大师直接交流。

  这种做法的后果造成,尽管我国中小学用于科学教育的时间投入比许多发达国家学校多,而在对现代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从整体来说我国公众却比发达国家公众少,而且具备科学素养的中国公众比美国公众少得多。

  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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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龄前是人智能发展的关键期

  主持人:

  朱时清教授在谈到中国学生缺乏创新能力时认为,中国的教育追求学生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这样导致学生要上的课程越来越多,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根本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谈不上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主持人:

  究其原因,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中国应试教育的结果,尤其是中国大学教育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科技的发展。但有学者指出:“中国教育的弊端是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时就埋下了,问题只是到大学、研究生时才反映出来。我们的创新教育应从幼儿园抓起!”

  这个6.8:1怎么核算出这么一个数字,还这么精确,还有一个6.8?

  老师给幼儿园小班的孩子们看基本构图一样的两幅图画。一幅是在阳光下,彩色的;一幅是在月光下,黑白的。老师问孩子两幅画的不同,一个孩子说:“一个是醒着的,一个是睡着的。”多么有创意的答案!然而,老师则纠正:“应该说一个是白天,一个是夜晚。”

  白岩松:

  首都师范大学的丁邦平教授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受注重知识的文化传统和前苏联科学教学模式的影响,我国科学教育与其他学科一样高度强调所渭“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但这种注重“双基”的科学课程观是很不全面的,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科学知识的获得。

  朱校长,您当过十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当时有很多目标,您也是受制于各种因素没有实现,现在想起来,最大的到底是受制于什么?

  而我们的幼儿教育中又做得如何呢?

  我不希望这么一个试验田。我们今天关注南方科技大学是希望明天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学校的出现,尤其渴望是在现在拥有的高校里头也产生积极的变革,过去我们听过武汉大学,听过南京大学的改革,但是都……

  尹文刚告诉记者,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总结了有关的研究资源,得出结论,如果以一个人17岁时的智能作为100%的话,那么,1岁时的智能发展完成了20%,4岁时就达到了智能的一半,即50%,8岁时则完成了80%,13岁时,已经到了92%。由此可以看出,人的智能的发展主要是在学龄前完成的。因此,就发展而言,在人的一生中,幼儿期的智能发展最快,是人智能发展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开发智力,其效果是事半功倍的,错过这个时期则会事倍功半,甚至会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狼孩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错过了关键期,就无法挽回人类应该具有的正常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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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缘起

  谢谢朱校长,稍后我们有更多的问题再连线您。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经在一个教育论坛上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代、二代的年轻人缺乏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瓶颈。”
  曾经听北大物理系的赵凯华教授说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国名牌大学的一个尖子学生留学美国,刚到的时候,指导教授和他见了一面,问了问情况就让他回去了,之后两三个星期也没有再理会他。正在他心感不解时,他的导师已经通知学校将其除名、退回,原因是这位学生没有自主进行科研的意识,不知研究从何入手,应该做些什么,只知道等老师布置。

  主持人:

  至于具体的做法应如何,邢立达认为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比方说一个简单的科学原理,并不要直接告诉孩子们结论,而是组织大家一起想办法,让他们自己找出这个结论,孩子们天马行空随便想象,老师最后给出一个判断正确性的方法,让孩子们自己找出哪个想法更正确。”

  朱校长,我给您最后一个问题,你一直要强调要教授治校,但是我们知道,这所南方科技大学是在深圳市的支持下办起来的,怎么能够做到教授治校?

  他举了一个例子:“2004年我应邀去美国犹他州古生物博物馆(Museum of
Ancient
Life)考察。在博物馆大厅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动手区,博物馆用扁条箱围起一个个沙坑,坑边摆放着一具具恐龙模型,有剑龙,角鼻龙等,与这些恐龙对应的沙坑中都‘埋藏’着相关骨骼,一大群小朋友戴着黄色安全帽,拿着地质锤、小毛刷,实实在在过了一把古生物学家的瘾!旁边有指导老师在演示正确的挖掘方法,这就是科学训练,在游戏中得到正确的知识,至少,他们以后看到中国辽宁一窝蜂的盗挖,就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令人心痛的破坏性的挖掘。”

  朱清时:

  “那家长的态度怎样呢?”

  朱清时:

  美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勒德曼说,科学家是有好奇心的人。另一位科学家哥培尼克博士说,科学家只是长大了的孩子。由此可见,保有儿时的好奇心是保持创新能力的一个诀窍。布鲁斯·阿尔伯兹在记述他自己的成长时说:“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所获得的最有意义的教育经历全都与我致力于应对那些激起我兴趣和主动投入的挑战有关。”

  朱清时:

  “别太在意我们的脏衣服!”给孩子的好奇探究一份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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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科学专家赵红州对这样的科学教育有非常中肯的批评,我国的教育历来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创造能力的培养。我们的学生都很能考试,但在真正的实际工作中却没有竞争力。真正的现代教育不是靠背书本,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倡导“创新、求实、献身”的科学精神,应是我国教育思想的精髓。

  第一,这个数字是早期规划的时候定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我知道,这个规划我们还需要重新认真考虑制定它,但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小规模、高质量,所以这样一个比例定性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体数字我们将依靠内涵,跟最佳力度的配比来做,因为我们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办学。加州理工学校只有1000个本科生,1000个研究生,几百个教师,所以他们的比例就是很高的。第二,学校目标是培养未来的大师级的创新人才,所以我们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个性发展的,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

  “开始时,有些家长不赞同我们的做法,他们愿意孩子学琴学画,有教养,不能容忍孩子脏兮兮的。我们就向他们解释,这是在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想像力、保护那份难得的好奇心。逐渐地家长也能理解了。”

  你好。

  “正是我国学科教育上的‘系统’的分科学习,让我们的孩子缺少了综合解决问题的训练,导致了创新能力的薄弱。而能够打通各学科界限,提高综合解决问题能力的科学课在我国并没有受到重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学与技术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素告诉记者:“国外都非常重视科学课教育,是与母语、数学并列的三大核心课程,不仅列有专门的学时,也有大学科学教育专业毕业的专门师资。与此对照,我国的科学课只是副科中的副科,学时少不说,师资也大多是由其他学科教师兼课的,而理工科背景的只占40%。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学生综合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直接造成学生重视动脑、轻视动手、不知如何做研究的后果。”

  行政人员在南方科技大学将还原他们的本来的定位,就是为他们为学校,为教授服务。所以南方科技大学的行政人员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说到底,南方科技大学本身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样一个大学将凭自己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不是靠行政级别赢得社会的尊重。所以我们的行政人员没有级别,不是科长,不是副处长,不是处长,也不是副局级,他们都是像秘书一样的办事员。但是他们的待遇或者他们的薪酬、退休的福利,都是随着他们工龄在增加,所以他们个人物质上没有什么损失,只不过他们不是官员了,以保证他们为教授服务。

  “一个人的智能发展不是一条平稳的直线,而是先快后慢的曲线。有研究表明,人脑中大脑皮层的突触密度,也就是形成神经网络的状况,是从出生后逐渐增多,到6岁时网络密度最大,而后又逐渐减少。这是人类大脑关键期存在的重要组织学依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博士长期从事人类大脑功能的研究,特别关注儿童大脑潜能的开发,曾参与和主持了多项国际性大脑科研项目,他向记者解释了有关人的智能发展关键期的问题。

  岩松,听完刚才朱校长对于去行政化的解释,您有什么感想?

本报记者 游雪晴

  学校领导干部中间就有接近一半的是由教授们选出来,教授们能来当的,比如像教务长、总务长、科研长、秘书长这样的,而他们也将进入学校的领导班子。

  每年十月诺贝尔奖揭晓的时候,中国人的“诺奖情结”就会被再一次点燃。而十月二十三日,杨振宁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中的惊人之语———“我相信……二十年内,中国大陆学者有望问鼎诺贝尔奖。”将这种热情再次加热升温。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同杨大师一样如此信心爆棚,尤其在他自己指出获诺奖的必要条件———勤奋聪明的青年人方面。有学者指出:年轻人缺乏创新能力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瓶颈!

  教授治校不是说教授什么行政事情都来管,而是在学术方面,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权,你先找到好的教授,然后你就要让他有这个治校的权利,然后你就要尊重他,这样就杜绝了“条子”的作用了。因为人家,比如说有什么人说这个“条子”要收哪一个学生,要收哪一个教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转到市里,为评审委员会,之后连我都不允许干预。

  “我们的教育有太多的框框!而这些框框又有太多成人的、不科学的限定,但恰恰缺少培养孩子如何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变为科学严谨研究的能力。”邢立达,一个从幼儿园起就痴迷于恐龙,并一直保有这种“狂热”,最终在高一时建起了中国目前最大最全的恐龙专题网站的商学院毕业生,在网上回答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这种观点。

  一方面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的人才选拔和对你要奖励你干得特别出色的时候没有其它的方式,觉得只能给你提拔才能是对你的奖励。我相信这里头有很多在他没有当官之前的确是非常棒的老师,因为他是非常棒的老师了之后,觉得我怎么奖励你呢?又不好多给你钱,咱们这都是国家的等等,给你提拔,就用提拔的方式,不仅高校内,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毁了多少老师,毁了到底制片人。其实他当老师,当制片人可能更合适,但是我们没找到其它的奖励方式,所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今年从大学毕业的邢立达,现在已经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科普工作者了,他的中国恐龙网也在创办7年后整合了数个兄弟网站,改组为中国古生物网,终究成为古生物类别的门户网站,今年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科普网站的称号。这一切都源自儿时读到的一本科普读物《恐龙的故事》。

  主持人:

  对此结论我国的教育界也颇为赞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经在一个教育论坛上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代、二代的年轻人缺乏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瓶颈。”

  主持人:

  邢立达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早期的科学教育对于孩子来说特别重要,可以培养一些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因为这是他一生对事物评判标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接受了错误的训练,会是很大的不幸,长大后会很容易被一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千奇百怪的伪科学所虏获。”

  刚才朱校长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最后让这些教授赢得别人尊重的并不是说你有多少级别,而是你真正的学术的实力。

  “不太容易。”王老师苦笑了一下:“毕竟这种教育不像琴棋书画那样‘成果显著’,让家长脸上增光。我们的社会还是很功利的。”

  朱清时:

  现在又过了10年,我们状况如何了呢?似乎依然不容乐观!

  其实我们拿最近的两个例子来说一下,这几天,大家讨论的也特别多。像新华每日电讯9月16日,教育部刚刚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名单,100位获奖者中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只有10人,也就是10%,剩下90%担任书记、校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90%,这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化的,或者说官化的一个特别好的样本。

  英国科学教育学者勒温早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考察就指出:“中国学校的科学课程有以下特点:l.分科教学,注重物质科学。2.学生的实际活动少,注重内容而忽视过程技能,教材的理论性强而不注重应用。”而到了1996年,美国学者迈耶在与我国科学教育学者合作的一篇论文里写道:“勒温的研究将近10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在大多数方面依然如故。”

  谢谢朱校长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情况。

  虽然能在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大赛上获得佳绩,但中国学生整体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探究意识、不善于提问题、研究能力薄弱,这大概已经得到了公认。

  主持人:

  “我们的家长和老师都太过于限制孩子的好奇探索,总是拘泥于所谓的行为‘得体’、衣着干净整洁这些小节,而将孩童那份宝贵的好奇心扼杀了!”以“妈妈办幼儿园”而享有很大名气的北京小橡树幼儿园创办人王甘博士,经过6年的办园实践后,对现时的幼儿教育,尤其是幼儿的科学启蒙教育有了很深的体会。“在我们幼儿园给家长的说明手册上明确注明,我们会有很多的户外活动,鼓励孩子对自然的好奇探索,希望家长配合,不要对孩子玩沙子、玩水、玩虫子加以限制,对孩子的脏衣服持宽容态度。”

  在9月10日颁发证书的仪式上,朱清时对深圳代市长王荣表示,希望能一揽子审批通过南方科大的五年发展规划。而作为筹备办主任,梁北汉也对我们表示,作为市属的高等院校南方科大将享受到市财政的全额拨款而未来学校的人事工作也将完全以校长为中心。

  王素老师也认为我国科学教育基本上仍然属分科教学的形式,缺乏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缺乏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在面对生活实际时表现为缺乏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科技活动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途径,而我国的科技活动往往只有少数兴趣小组的学生参与,不能面向全体学生。

  朱教授您曾经讲过,当了校长以后,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去行政化未来南方科技大学行政人员在这学校里面会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它的比例会压缩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尹文刚博士认为,创新能力教育也是如此。“其实人人都具有创新的潜能,创新的萌芽很小就会有所表现,这需要特殊的关注和培养。如果不能在关键期抓住培养环节,这种能力就会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退化掉。”尹文刚说,有研究表明,创新能力是与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像力和宽阔的知识面分不开的,而这些能力都应从小就注意培养。

  (播放短片)

《科技日报》2005年10月27日

  主持人:

  创新能力差与我们的学习方式有关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尔伯兹认为:探究创造部分地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一种好奇心驱使的心理倾向。大多数的儿童具有天然的好奇心,他们总喜欢问这是为什么,那又是如何啦?然而,如果成人对他们不厌其烦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认为那不过是一些幼稚可笑或无聊的问题,儿童就会丧失这种好奇心。

  吴家玮:

  “这个过程很困难吗?”

  朱校长,您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您说“校长就好像坐在来一列火车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方向错了,但是没有人敢跳下来”。一是每个人担这个风险,再就是如果跳下来了话,他会觉得非常孤独,因为跟主流脱节了,您现在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办这样的一所大学了,您这么办的话,不怕跟这样一种主流的教育理念脱节吗?

  这件事情是我和市委市政府商量的最多的,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让我们制定好南方科技大学的章程,然后把这个章程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以后,就成了深圳特区的法律,以后我们就依法办学,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直接给学校打交道会造成的那种行政干预。当然,章程中间也会规定学校的领导核心,领导干部中间应该至少有一半是由教授们直选产生了,由教授来担任,这样保证教授有制度上的机制,让他们直接参与学校管理。

  不担心。尽管与主流教育理念是不一样,但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创新。我觉得我们南方科技大学与其它大学比可能只是一个婴儿,但是南方科技大学这种体制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希望我们的努力最终会使大家认识到中国的大学还可以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来办,而且这样办还有许多优点,这个就满足了。

  朱清时:

  朱校长。

  解说:

  吴家玮(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遴选委员会委员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朱清时:

  第一,要懂得国情,因为我们中国的大学的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实我甚至于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党委负责制,跟国外的公立大学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实是可以接轨的。第二,学问要相当强,要在世界一流大学里面能够做到正教授,而且是有相当成就。第三,需要有经验,就是治学的经验。第四,最好是有相当好的网络。在国内国外,你要知道人家,人家也得知道你,真正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并不多。从开始我自己心里就看中了朱清时校长。

  解说:

  主持人:

  白岩松:

  主持人:

  梁北汉(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办主任):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白岩松:

  其实现在都是一种期待,都是在白纸当中想象的非常好的一种画面,但是它终究要落地,这第一笔是要开始慢慢画的。在这儿只是提出三个担心,算作是对朱校长的另一种支持。第一个,这同样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办学,是深圳的市委书记王荣直接把聘书交到了校长的手里头,说经费全额拨付。如果有一天经费不够了呢?说在政府的主导是政府的意见会不会陆续参与呢?第二个,同样是在中国高校的体系当中,如果其它的高校都不改革,你能孤独多久,你要不要纳入到整个评估的系统中。第三个,朱校长的任期是五年,假如明年开始招生,当他离任的连毕业生都还没有。但是要检阅一个高校办得成不成功,取决于毕业生出来了之后,毕业生出来之后,将来会不会有反复呢?会不会成为烈士呢?我希望这样的担心可以换作另外的一种更开放的空间,变成对朱校长办学思路的一种巨大支持,别让它走样。

  白岩松:

  主持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1+1》,稍后我们会继续关注此事。

  朱清时:

  定位为高等教育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将改掉目前高校行政主导的局面,而能否在未来真正实现学者治校,教授治校,也成为多方期待的焦点。

  说到了这个学生和老师这个比例,朱校长将把这个数字定在6.8:1,这个数字怎么确定下来的?我们再来连线朱校长。

  没错,其实我相信朱校长也非常清楚,一谈到高校的改革的时候,我们有三方面的期待。一个是更多的学术自由,一个是大学更自治,一个就是教授治校。可能种种因素,校长只谈了教授治校,但是我觉得透过他的思路里头,前两者恐怕也会有所突破。当这种去行政化和去官化之后,营造了更加浓郁的氛围之后,学术的自由会得到更大的彰显。我们总提自主创新,但是总把重心放在了创新上,我说应把重心放在自主上,没有自主何来创新。

  岩松怎么看刚才朱校长说的教授治校这种刚性保障方面?

  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我来办。

  我想这个主要是给校长更大的自主权,让他来了以后,用什么人才,根据他的办学理念,他的办学思路,包括这个学校的学科限制由校长提出招聘什么人才。

  朱清时从最初的200多人的全球名单中脱颖而出,在最后的5人名单遴选时,被16位专家委员全票通过,其中的一位专家就是著名的香港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

  主持人:

  朱校长反复强调要新的大学要去官化、去行政化,我们现在的大学行政化和官化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主持人:

  最后我要说的这个跟朱校长紧密相关。我们现在最新的统计公报,在扩招了之后,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学生在学校之比是17.23个学生才有一个老师。但是要告诉观众的是,朱校长决定,在南方科技大学里将来6.8个学生就有一个老师,你想想,小班化这个时候交流会更密切,既有大师,更创造一种培养大师的学术环境。

  主持人:

  谢谢。

  非常地开心,非常钦佩。因为他这里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服务”,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提到行政人员在高校里头是为教授、为学生们提供服务,这就回归了本位。如果要是在高校,我们一直记住这样一个句话,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应该拥有很多的大师,而不是拥有很多的大楼或者说是大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让行政的人员回复到服务的角色就可以使教授、使老师学子们的才华进一步地展现出来,反过来说,我相信朱校长本身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级别,是副部级、正局级等等。那么,这一点就符合了他说去官化和去行政化,而背后真正的支点回到了那四个字,要让教授治校,大学成为大师的大学。

  朱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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