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专家反对因校园暴力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14岁符合国情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团中央权益部副部长姚建龙拿出一组“1990以来中国的犯罪与青少年犯罪状况”数据娓娓道来:“尽管未成年人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目前不到3%,但是这并不能得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已经根本好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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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比重下降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刑事犯罪总量的大幅度上升,冲淡了未成年人犯罪所占的比重。从未成年人犯罪绝对数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与1990年基本持平,均为四万余人。应当说,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绝对人数能够与1990年总体保持平衡,没有大幅度增长,充分说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成效显著,但也说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此项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

6月3日,在上海举行的少年司法改革与法律体系完整研讨会上,多位法学专家表示,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因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不是社会群众对于极端个案的情绪发泄窗口,14周岁这一年龄的界定是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我国国情规律的。

“逗鼠困境”和“养猪困境”折射立法不足

同时,有专家认为,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宽容而不纵容,要有教育性的措施去替代刑罚。孩子生的病要用孩子的药物去治疗他,不能用成年人的药物去治疗。
同时,不能一味只怪罪孩子本人,应该更多的反思家长、学校、社会、甚至国家所存在的不足。

青少年司法领域遇到了什么问题?姚建龙打了一个比喻:对“生了病”的孩子仍然是在普通医院用成年人的药物进行治疗,这是让人痛心的现象。

根据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用负刑事责任。

实际上,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基于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目的的核心法典,但却仍然在适用和成年人一样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刑罚和行政处罚措施为中心,来“处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着实让姚建龙感到费解。

此前,据媒体公开的一份来自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发生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岁至16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2013年已突破50%,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上,我国探索了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法定代理人与合适成年人到场等特殊程序,并且在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

就在日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透露,近年来,以同学间欺凌弱小和敲诈勒索为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校园暴力犯罪往往团伙性较强,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作案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此外,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案件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让人非常痛心。

在姚建龙看来,一个未能改变和突破的现实是,这些专门的少年司法机构,仍然设置于普通刑事司法体系下。《刑法》基本上没有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改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只能和成年人一样面对“刑罚”。值得注意的是,缺乏“以教代刑”的中间措施和环节——“保护处分”措施。

面对校园暴力和低龄未成年人恶性刑事案件的增多,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其结果是,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处以刑罚“一罚了之”,要么
“一放了之”。

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认为,校园暴力已经严重到了一定地步,必须认真研究处理。法律应当保护遵纪守法的好孩子,对那些施暴者也要有相应的制裁,有必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少年施暴者进行刑法制裁。

他观察到,相关法律规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新《刑事诉讼法》也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但是绝大多数进入司法程序的涉罪未成年人,在经过一系列“温情”的“特别程序”后,最终仍只能被处以和成年人一样的“刑罚”,他又打了一个比喻:“这和小猫逗完老鼠后仍一口吞掉没什么区别。”他把这种状况比喻为“逗鼠困境”。

在此次研讨会上,不少业内专家表示,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这一年龄的界定是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我国国情规律的。

他用一组数据进行说明,2004~2009年,未成年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例为10.15%,到2014年这一比例仅为7.31%,约93%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均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杨兴培在会上表示,不要轻易调整、降低现有的刑事责任年龄。目前我国并没有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做系统的统计,不知道犯案的具体数量,只是看到几个极端案例,不能单纯地以偏概全,以此作为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他说,我国刑法的立法基本要求包括:这种犯罪行为具有普遍性、并已经形成某一类型,才能设立一定的犯罪行为。而据他估计,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并没有存在普遍的情况,没有达到需要立法的高度,因此建议尽量保守起见。

“如果有完善的以教代刑措施——保护处分措施,可以说大部分触犯刑法的未成年犯其实并不需要判处刑罚。”他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被从刑事司法体系“分流”了出去。问题就在于,这些孩子却并无法定的以教代刑措施,缺乏完善和有效的干预措施。

同时,杨兴培还提出,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还涉及到刑法上立法的技术问题,比如14周岁在刑法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龄,以14周岁作为幼儿、幼童等未成年人和具有独立意志的成年人的分水岭。凡是未达14周岁的,我国刑法上都认为其是没有认识的、没有意志的,算作一种特殊的对象保护起来。成年人对他们的侵犯,不管幼童同意否,可以判为强奸罪,拐骗儿童罪,拐卖儿童罪、猥亵儿童罪等等。

“其结果是只能陷入 养大了再打 养肥了再杀
的困境。”姚建龙提出警告,一些恶性犯罪人均有未成年时期罪错行为,却没有得到有效干预,这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和担忧。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则认为,目前单凭极端个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没有可操作性。如果13岁孩子杀人,我们就把刑事责任年龄降到13岁。又出现一个12岁的孩子犯罪,再降到12岁。我们还有10岁摔童案,再降如果按照这……如果按照这个个思路,没有一个底线,这是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的。

他特别举例指出,校园欺凌问题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但由于其实施者多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或者欺凌后果难以达到刑事犯罪“量”的要求,因而往往难以按照公众的期待给予刑罚惩罚。这种落差正在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也成为近年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呼声再起的重要原因。

同时,他认为从社会防卫的角度来说,冒昧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是不理性的。过早的让孩子接受刑法的处罚,贴上罪犯的标签,这种孩子更有可能在日后成为更严重的罪犯。所以,从社会防卫的角度来说,要保持必要的宽容,这样一来,孩子在青春期过后他的不良行为会自动的放弃这叫自愈。

我们小时候打架、犯错误的事情都干过,青春期做坏事很正常的,没干过坏事我们经常认为他在青春期的时候是生活在畸形的高压的环境当中,他的心理肯定是有问题的。只不过网络时代把孩子的江湖放大之后才觉得可怕了。

姚建龙说,对待孩子犯错误要有一个底线,宽容而不纵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极端,第一是一罚了之,第二是一放了之,缺乏中间的过渡措施保护处分措施。我们要有教育性的措施去替代刑罚,不主张拉低刑事责任年龄用刑罚去对付孩子。简单地说,就是孩子生的病要用孩子的药物去治疗他,不能用成年人的药物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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