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三点半”难题多地出新解:不给家长设障碍 明确经费保障

日前,上海出台的一份通知引发不少家长的关注。根据这份《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自2019年3月20日起,在提供原有到下午5点课后服务的基础上,对家庭按时接仍有困难的学生,将免费课后服务延时至下午6点。这一惠民之举,进一步回应了家长对小学生放学后校内看护的需求。
上海的这一举措,实际是在解决当前义务教育阶段较普遍存在的“三点半”难题上的一种继续加码。所谓“三点半”难题,是指大多数孩子都是在三点半就结束在校学习,但不少家长因为上班时间,无法按时到校接孩子。这种教育时间与工作时间安排的“错位”局面,使得如何接孩子放学、安排孩子课外活动,成了不少家长的现实焦虑。相当一部分家长,只能选择把孩子交到课外培训班,这不仅意味着家庭教育成本的提升,也间接加大了孩子的课外负担,助长了社会对于课外培训的依赖。
上述困境下,由学校来延长课外服务时间,可能是时下的最优解决路径。上海在原有课外服务时间截至下午5点的基础上,再延长一小时到6点,且实行全免,可看作是一种可行性上的实践证明。
事实上,在去年的全国两会“部长通道”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谈及“3点半现象”时就称,有25个省市已经下发通知,制定了符合各地实际的政策措施,已经摸索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如,前不久四川也下发了相关实施意见,明确中小学课后服务时间一般为周一至周五下午正常行课结束后至18:00期间,具体时间由各地和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应该说,学校延长课外服务时间,解决家长的“三点半”难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以增加公共教育投入的方式,来为家长减负的具体举措。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已持续多年增长,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依旧有较大的挖潜空间。延长学校课外服务时间所可能带来的财政投入的增加,仍将处于合理状态。而无论是让民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还是从供给侧角度来看,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和压力,由公共财政承担起一定的课外服务责任,也可能是最实在的策略之一。因此,此一计划的实施,可以允许地方的弹性实施,但大的方向值得肯定和坚守。
当然,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还需要做好配套保障工作。此前,有媒体针对一些城市课后服务的调查发现,这一领域还存在着托管服务过于单一、师资精力明显不足、第三方机构利益空间模糊等问题。具体来看,课后服务中的作业辅导与课外活动开展,如何平衡?这里不仅涉及到家长的态度,也牵涉师资问题;而延长课外服务,意味着老师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如何给予老师对等的权益保障,这需要财政方面真金白银的投入。不少地方有具体的“补贴”标准,但是否能够调动老师的积极性,还宜多加权衡。此外,一些学校迫于师资不足的问题,引入了第三方托管、看护服务,但这方面的资质认定、行业规范等,都还存在着不小的模糊地带。这些细节问题和配套保障能否做实,不仅关系到课后服务质量,也可能影响到整个学校教育的质量,各地还宜根据实际,制定周全的长效机制,真正把好事做好。

新学期开始一个月了,不少家长一直在为孩子“3点半”放学后怎么办发愁。据了解,小学生放学时间,都与家长下班时间不一致,因此形成了学生看护上的“空档期”。到底谁来接孩子,成了许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26日,在长春市教育局建言献策座谈会上,长春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梁国超特别提到的“三点半现象”,再次引发了众多学生家长的关注。

近日,河北省决定从5月1日起,在全省免费开展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活动,所需经费全部由各级财政负担开学。除了河北,多个省市都出台了有关课后服务的文件办法,探索中小学“课后三点半”托管服务模式。

澳门新莆京网络平台 ,家长苦恼三点半放学孩子没人管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部长通道”上也特别谈及“课后三点半”问题。陈宝生称,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要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

开学前夕一周,长春市民周女士就开始寻找各种课后托管班。“儿子是一名三年级小学生,以前都是老人帮忙接送。开学前夕,老人身体不适,接孩子成了难题。”周女士表示,家里老人要能够帮忙还好,如果帮不上忙就真的特别头疼。“让托管班接孩子属无奈之举,开始我们也不太放心,放学就把孩子扔到一个屋里不忍心,但没办法我看好多家长也都选择这个方式。”周女士无奈地说道。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为应对“课后三点半”难题,目前,多地都已公布政策升级方案,不少地区还在积极探索。从三月起至今,河北、湖南、青岛、南京、北京、合肥、上海等至少有7地公布了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新政。

春春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因为父母都要五点左右才下班,这学期他开始独立回家。学校到小区大概1000米远,每天下午三点半,春春就背着书包,自己回家。回家之后,就是妈妈一遍一遍的电话:到家了吗?关好门了吗?冰箱里有水果……即使孩子安全到家,妈妈的心还是悬在半空中。她表示,自己五点半左右到家,对孩子有两个小时的监管“盲点”,只能通过突击打电话“查岗”的方式来监管。

但与此同时,现实的问题也已经显现,如有些地方出现了“课后班”报名者寥寥的尴尬现象,甚至到最后已经无法开班;学校课程设置内容、提供课程教学的校外师资队伍问题;社区三点半服务课堂流于形式,老师未经培训以及一些私人运作的“小饭桌”存在师资、资质缺乏等问题……

小学生在校每天不得超过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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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半是大部分小学的放学时间,长春部分小学二点四十就放学了。孩子放学,家长上班无法接孩子的难题,已经存在多年。长春市教育“减负”十条规定中明确要求减轻义务教育段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小学、初中学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8小时,任何年级不得组织晚自习。小学生在校活动总量每天不超过6小时。三点半放学后的孩子没人接,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三点半难题”。一些家长不得不请老人帮忙,也有家长花钱雇人接送孩子,还有相当一部分家长选择托管班。几乎每一所学校附近都能看到课后托管班的身影,价钱在五百左右,这些托管班老师统一在放学后把孩子接到托管班,看着孩子们写作业,还能提供晚饭,等到孩子父母下班再来托管班接孩子。

广州课后校内托管。

托管班地方小 安全隐患多
记者在学校周边走访发现,课后托管班在社区里的需求非常大,很多托管班开始租一套房子,报名人数满了后再租一套房子,很快就又招满了。只要是一所大一点的学校,周边随处可见墙上密密麻麻的托管班广告宣传单。
但是托管班利润很薄,不少托管班为了维持运营,尽量多地招揽孩子,有的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托管的孩子竟然多达二三十人。

多地探索课后服务“新”模式

很多校外托管班开设在写字楼、居民小区内,多位孩子挤在一个小房间内,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孩子们连基本的活动空间都没有。”一个家长无奈地对记者说,“一周前托管班里还有20个孩子,现在就剩七八个了,都感冒了,托管班十二三平方米的地方装20个孩子,也不注意通风消毒,一个孩子感冒传染一帮。”

自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不断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普遍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大部分省市已展开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近日,又有多地明确课后服务的具体办法。

“实际上每天放学后,家长们都把孩子送到各种社会上的课外班、托管班里,无形中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要是能把这些兴趣班挪到校内来进行,这就减轻了家长的负担和压力。”一位家长坦言。

自5月1日起,河北将在全省免费开展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活动,所需经费全部由各级财政负担。学生是否参加校内课后服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并签订自愿服务协议书。服务时间一般为周一至周五中午饭后至下午上学前、下午放学后至18时前两个时段,主要以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参与各种兴趣小组或音体美劳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为服务内容。

师资不足场地受限是短板

3月底,南京则推出了“课后活动+延时托管”弹性离校新模式,进一步整合利用校内和校外教育资源。立足学校实际条件和办学特色,广泛开展德育、体育、艺术、科技、劳动、健康教育、少先队等社团、兴趣小组活动;积极开展群众性校园体育锻炼,增加户外运动时间等等;学生参加课后活动每生每周一般不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40分钟。

“解决三点半难题,学校的音乐、美术、体育老师可以开设一些相关兴趣班和社团,但毕竟人数有限,我们也想多开设一些孩子们平时接触不上的课程,来拓宽孩子们的眼界。但没有老师,又怎么开课呢?”师资这个难题也难住了许多校长们。

同时,免费延时托管服务时间一般从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开始,结束时间原则上为18∶00,农村地区小学经报请区教育局同意后可根据实际作适当调整。

记者在采访另一所小学时,校长曾坦言,开展课后活动、兴趣班,就要请一些专业的老师,这就涉及到外聘教师,这也是一道难题。

3月11日,青岛市对校内托管工作提出9条明确要求,其中特别提出不得给有需求的家长设“门槛”。要求学校要召开家长会并印发书面告知书,准确解读免费托管基本服务,将托管时间、服务内容、组织形式等详细告知全部家长,使家长对政策有清楚、理性的认识。切实杜绝人为设置障碍阻止有需求的家长申请免费托管,学校不得要求申请托管的学生家长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据了解,目前中小学经费基本是靠财政的“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对于这部分钱能用于什么,不能用于什么,教育部门与财政部门都有明确的规定,“要想聘请老师就涉及到课时费的问题,可是学校的确没有这部分钱。”校长们坦言。

而在上海,也已3月初发布新政,明确对家庭按时接仍有困难的学生,将免费课后服务从下午5点延时至下午6点。在师资方面,校内课后延时服务以教职工为主,特别指出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教职工轮流排班、返聘退休教职工等方式提供服务,确有需要的可引入社区教育力量或社会公益性机构。

“这些全是义务的,让校内教师义务奉献,一两次还可以,但怎样去持续呢?”一名校长说,现在学校的压力太大了,更担心孩子在学校里出现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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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资解决“3点半难题”
托管班在小学周边遍地开花,折射的是社会呼吁多年的“3点半难题”。2014年,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地相继出台新政,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开展“3点半课堂”,在课外时间安排音乐、科技、体育等活动,让学校弹性放学,达到课后托管的目的。

北京大兴60所小学幼儿园全面推行课后延时服务。

26日,在长春市教育局建言献策座谈会上,长春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梁国超谈到教育的两个具体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三点半现象”。梁国超说,“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家长正是年富力强,是各条战线的工作骨干,我们试图破解这个‘三点半难题’,搞一个课后看护,设置一些活动、兴趣班,让孩子放学后这段时间可以留在学校,期间家长随时能接走。”至于课后看护费用,梁国超表示,“这个不许向孩子收钱,而是通过财政的渠道解决一部分。”

课后服务内容、教学师资队伍等问题显露

专家:争取社会多方力量支持

记者还注意到,截至目前,各地在积极探索课后服务新模式的过程中,学校课后服务内容不符学生需求、提供课程教学的师资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有些地方出现了“课后班”报名者寥寥的尴尬现象,甚至到最后已经无法开班。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谷峪认为,解决“三点半”难题,还是要发挥学校的教育资源的作用,不要把教室和活动场地闲下来,学生可以在放学后在教室内自习。学校在放学后,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也可以发动学生自发地组织一些活动,利用学校的硬件,由学校监管。

课后服务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有一些北京家长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前一年学的美术是涂色,这一年还是学涂色,浪费时间。还有一些家长反映一位老师可能要同时负责几个琴房的学生,一堂40分钟的钢琴课下来,给到每个学生的指导时间很少。因此,老师也不会太多关注教学细节,更像是孩子的陪练。

谷峪认为学校、少年宫、社会教育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区、地方驻军单位以及学生家长都应参与进来,学校、少年宫和学校家长委员会可以一起设计课后活动,并协调活动的组织和实施。

北京海淀区某小学校长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课程设置如何更接地气、贴合学生需求,提供课程教学的校外师资队伍是否稳定,大校以走班教学还是固定班级的形式开展活动,这些都是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时所面临的问题。

“校内教师参与课外活动计划的工作计入工作量,从而通过绩效工资提高了校内教师参与课外活动计划的积极性。”由于学生可能会在课外活动时出现安全问题,谷峪认为,参加课外活动计划的孩子应有意外伤害险等相关保险,让学生、学校都多一重安全保障。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学校开展好晚托服务,关键在于提高现代治理能力。例如,如果要向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需要举行听证会,确定价格,做到公开透明;学校提供的晚托服务项目、课程,应由学生自主选择参加;依法界定晚托服务中学校、第三方机构和家长的责任等。

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付诚认为,在现在的国情下,政府应该提供一般的、基本和普惠性的课后活动服务,并为此买单。社会组织和家长也要支付部分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课后活动的费用,同时政府要给家庭困难的孩子参与课后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此保证教育的底线公平。

熊丙奇建议,学校如果购买第三方服务,引入公益机构,首先可由政府部门明确相关机构的资质,只有满足资质要求,才可引入开展晚托服务。其次,在引入时要进行公开招标,由家长委员会参与决策。再次,要由家长和专业机构评估具体的服务质量,引入淘汰与竞争机制。

除此之外,利用社区资源来解决托管问题也是解决“课后三点半”难题的尝试措施之一。但近期新京报记者在调查北京的社区服务模式时发现,这一模式虽获得了部分家长和孩子的认同,但实践中也面临许多问题,不少曾开办“3点半课堂”的社区现已停止提供此类服务。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程平源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实际上,学生参与的社区三点半服务课堂基本是流于形式,老师没有经过培训,不专业。

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华清园社区社工李石鹏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如何把孩子们吸引到社区服务站来是一个重要问题。“一开始社区的计划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进行课后作业辅导,但效果并不理想;于是,社区开始根据孩子们的兴趣开展手工课程,如教孩子们编中国结。“通过这种方式,参与人数提升了,人员也更固定,因为这种手工制作一两次孩子很难学会,需要持续地到服务站来。”

他透露,目前正在研究重启该项目,考虑更好地与周边高校合作,引入社团资源,为孩子们开设更丰富的课程。“单独靠居委会的几个人难以承担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理想状况是一对一看护。同时,部分家长下班时间晚,难以及时到服务站接孩子,我们的下班时间也随之延后,一些家里有孩子的社区工作人员因此面临难题。”

除此之外,一些私人运作的“小饭桌”也普遍存在师资、设施等不完备的问题,缺乏开办资质、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有效规范和管理。据了解,在市场需求下,催生了大量提供课后服务的机构,大部分小区、居民楼里的“小饭桌”没有申办完整的经营手续,老师也通常身兼多职。

作者: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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