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业也令西方家长纠结两难

近来,关于家庭作业及父母参与问题的讨论日益激烈。对这一现象应作出冷静的判断、科学的分析、深入的思考。家庭作业及父母参与等相关研究一直都是教育领域有争议的热点话题,比较视野就是一个较好的分析思考路径。从英、美国家的情况看,家庭作业在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产阶级父母的纠结与两难情形也非常普遍。

一项开创性研究进行了对父母是如何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调查研究。

英国是最早提出家校联合的国家,他们将家庭与学校视为平等伙伴的政治关系,将家庭作业视为家校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认为家庭作业能够促进父母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让父母即时知晓学校教育的内容。

在美国,抚养孩子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父母应该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当中:在学校面见老师、在学校里做志愿服务、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以及做许多有工作的父母没时间做的其他任何事情。这些义务在美国价值观里根深蒂固,以至于很少有父母怀疑这些努力是否值得。

相关研究表明,父母参与孩子的家庭作业,一方面能强化儿童在校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儿童养成学习习惯。因此,父母参与家庭作业对儿童发展起到了正向、积极的作用。

直到今年一月一些研究人员才这么做。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研究家长参与是如何影响学业成就的研究中,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基思.鲁滨孙以及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吉拉.哈里斯发现父母参与到孩子教育生活的这种行为并未对孩子的学业成绩有任何帮助。研究者梳理了近三十年来对于美国父母的纵向调查,以及用了63种不同措施来追踪家长参与孩子学术生活的情况,比如帮助孩子完成作业、和孩子谈上大学的计划以及在孩子的学校做志愿活动。为了调查随着时间发展,其父母高度参与他们教育生活的孩子们是否会有学业上的提高,研究者同样将这些措施运用到孩子的学业表现上,包括阅读成绩和数学成绩。

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是缺乏可靠的工具来测量家庭作业与学生学业的关系,二是缺乏对家庭作业本身品质和特征的研究,三是缺乏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作业如何作用于特定学生群体的研究。

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家长参与孩子学业生活对孩子学业成绩的帮助微乎其微,甚至适得其反——无论其父母的种族、阶级或教育程度是怎样的。

家庭作业的量该如何把握?英国目前鼓励各学校和社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制订家庭作业政策。一般来说,家庭作业的量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即:学生年龄越小,家庭作业就越少,以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渠道来体验生活、探索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作业的量也应增加,但是此时家长的陪伴应当逐渐淡出,最终目标是让学生更加独立自主地完成。

每天晚上你会检查你女儿的家庭作业吗?发表在《破碎的指南针》上《父母参与孩子教育生活》一文中鲁滨孙和哈里斯的一些数据表明:这不会帮助她在标准化测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一旦孩子进入中学,父母帮助其完成家庭作业可能会使考试成绩下降,鲁滨孙说,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是许多父母可能已经忘记或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的课程。

美国的主导哲学是实用主义,其教育政策常将家庭作业与国家的全球竞争力联系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场强烈的“反家庭作业”浪潮,研究者提出,家庭作业对学生的学习收效甚微,与其花时间写家庭作业,还不如让孩子参与其他活动;甚至有研究表明,家庭作业会损伤儿童脑力与体力的发展。“反家庭作业”的最高峰是1901年加州出台的一部法案,规定公立中学不得向15岁及以下的学生布置家庭作业。但是,随着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成功,冷战拉开帷幕,美国基础教育转向强调家庭作业的重要性,加大学业任务,以应对全球化竞争;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受到日本崛起的刺激,继续增加学生的作业量,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仍在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全面提升家庭作业的质量与数量。

同样地,与父母不经常在学校里出现的学生相比,父母经常与老师和校长交流的学生似乎没有提高多少。其他无用的教育干预:观察孩子的班级、帮助青少年选择高中课程、特别是针对孩子成绩很糟时制定惩罚措施或针对何时及如何完成作业制定严格的规则。鲁滨孙推测说,这种干预会让孩子们丧失对学校的热情度,反而会有些焦虑不安。他说,“问他们‘你想看到我更多的志愿服务吗?我可以去学校进行社交活动吗?如果我帮助你完成作业会对你有帮助吗?’?“我们想告诉父母和学校知道孩子们需要做什么,但是不要太过于忽略孩子的感受。”

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渐渐增强。有研究发现,家庭作业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联并不清晰;尤其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作业对于学生的学业成就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反而徒增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冲突,并且干扰了学生在艺术和体育等其他领域的发展。对劳工阶层和低收入的父母而言,家庭作业更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资源和能力来帮助孩子。因此,反对者提出要减少家庭作业,甚至完全取消家庭作业。

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业生活成为教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积极鼓励这种做法。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政府花就在节目中花费数百万美元来寻求积极参与校园生活父母——尤其是低收入的父母。2001年时,“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政策要求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并用母语和父母沟通。理论上,更积极和投入的父母可以缩短中产阶级和贫困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然而,直到新的研究出现也没有人用数据测试来证实家长参与学校生活与提高学生成绩的关系的存在性。

而赞成家庭作业的一方也有理有据,认为家庭作业在学生的学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长期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家长参与家庭作业,能从时间和经验上培养起儿童对学习的正向信念,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生认识到努力的价值,发展起应对错误、困难和失误的策略。

而鲁滨孙和哈里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这个假设,他们发现了一些习惯上的差异,比如朗读给年轻的孩子(不到一半的人日常中可以听到别人的朗读)以及与青少年谈大学计划。但这些措施并不会在政策制定者所推崇的学校或老师面前发生,而是发生在家里。

学习能力的培养,不是一夜之间完成,不是在真空中诞生,而是经年累月地在日常性的亲子互动中形成的,家长本身一定要坚信,学习与教育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与影响,家庭作业就是一种能让学生变为成熟的学习者的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用考试分数来评价家庭作业有效性的思路,是一种短视。

更重要的是,虽然以往普遍认为穷人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关心教育,但是其对立面才是真的。在不同种族、阶级和教育水平下,美国绝大多数家长说他们告诉孩子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性,并希望他们能够考上大学。举个例子,有亚洲血统的美国孩子学业成绩很好,但他们的父母并没有比西班牙裔父母参与更多的教育生活——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有语言障碍。那么为什么有些父母在为孩子提高学业成绩方面更有效呢?

美国学者还发现,支持自主学习型、直接卷入型、排除干扰型等不同教养风格的父母在参与家庭作业时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不同学科的家庭作业对学生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数学家庭作业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科学、英语和历史这些学科的家庭作业对学习成绩作用则不显著。

鲁滨孙和哈里斯认为较好的经济和教育资源允许一些家长更好地将孩子置于社区和社会环境中,他们会遇到许多受过大学教育并从事有趣职业的成人。中产阶级的孩子被告诉不只是良好的教育就能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他们周围从事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的朋友和家人会在餐桌旁回忆他们的大学生活。有趣的是,亚洲父母是个例外;即使他们很穷,无法提供这些类型的社会环境,他们似乎也能够用一个同样有效的方式来与孩子沟通教育的价值和吸引力。

此外,挪威学者通过量化调查发现,家庭作业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阶层差异:对优势阶层的孩子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弱势阶层的孩子几乎看不到促进作用。平均来看,家庭作业对学生学业成就有正向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2018年英国有父母向媒体抱怨学校的无家庭作业政策带来的危害,认为这是导致孩子考试总是失利的原因;瑞典的家庭作业在欧盟国家中最少,父母参与家庭作业时间每天不到5分钟,也引发中产阶级父母的不安与纠结。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鲁滨孙对德克萨斯大学本科学生进行了非正式的焦点小组研究,询问他们关于他们的父母是如何为他们的成就做出贡献的。他发现大多数人很少或没有父母督促或家长学校参与的记忆。相反,学生们说设置很高期望的父母最终都有所妥协。“是这些孩子自己取得的成功!“鲁滨孙告诉我。“你会希望他们的父母是符合政府呼吁的那一种类型的,但情况恰恰相反。这让我很吃惊。”

总体来看,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家庭作业问题持积极关注的态度,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有:随年龄增长逐步加大作业量,父母采取适度焦虑的态度,对于作业要采取分门别类的策略,父母应尽可能参与家庭作业等。

鲁滨孙和哈里斯的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安妮特进行的研究父母和孩子在家里的交流情况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了解。安妮特发现在穷人和工薪阶层家庭出生的孩子们被要求保持安静和尊重教师等的权威人物。在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们学会了问关键的问题,并在课堂上积极表现自己。

家庭作业现象涉及众多领域,父母参与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对不同学段进行研究,对不同阶层的情况作出调查研究。对家庭作业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也应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不同学科的家庭作业特征作出归类与判断,对父母参与家庭作业的性质与策略更应进行科学研究与系统梳理。

鲁滨孙和哈里斯选择不解决一些潜在而强大的家长参与、为受成绩困扰的孩子请家庭教师或治疗师以及开放大学储蓄账户。事实就是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一些父母都会竭尽全力寻找有效方法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帮助,而其他人则接受现状。

虽然鲁滨孙和哈里斯没有关注学校的选择,但他们发现父母提高孩子学业成绩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们放置在一个信誉好的教师的课堂中。这是一个不讲究种族的事情:白人父母请特师的几率至少是黑人和拉丁裔父母的两倍。考虑到最好的老师已被证明具有提高学生的终生收入和减少青少年怀孕可能性的作用,因此这是一个不小的干预。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应该减轻焦虑的父母在家庭教师协会的努力。但通过考试成绩来评判家长参与度对于家长参与学业生活也许是一大损失。极端的父母往往是有效的,尤其是在公立学校,为了争取更好的教材、新的操场以及艺术、音乐、戏剧和课后俱乐部等一切形式。这类家长的参与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考试成绩,但它可以使学校变成一个更有利于教育和学习的场所,无论父母在家里是否有所作为。参与到孩子的教育生活不一定对他们有坏处

——也可能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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