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平衡发展指数增长势头明显

近日发布的《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1年以来,我国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教育平衡发展指数增长势头明显,年均增长率达4.36%;基础教育成效显著,人力资本质量稳步提高。
报告显示,国家和地方政府近年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解决适龄学生“有学上”“上得起学”难题,公民受教育机会稳步提高,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11至2017年,我国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年均增长0.72个百分点,2017年达到88.3%.
我国“十三五”规划首次将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作为单独的提升目标。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平衡发展指数持续增长,2017年达到62.11,增长率达5.02%.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2年,比2011年增加了0.46年,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正在实现由初中向高中的积极转变。

人口发展战略不断完善
人口均衡发展取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十六

统筹人口发展战略 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审时度势作出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应对老龄化,大力提升人口素质,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一

一、人口总量保持低速平稳增长,生育政策调整初显成效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人口发展角度,按照目前我国的平均世代间隔,40年相当于一代多人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一代多人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地域空间分布格局明显改变,人口素质大幅提高。

当前,我国仍处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生育政策调整直接影响出生人口的数量,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口总量继续保持低速平稳增长,出生人口数量略有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但劳动力资源优势依然明显。

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总量保持低速平稳增长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2016年末,我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8271万人,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286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17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继续保持低速平稳增长。人口地区分布基本稳定,仍然保持“东多西少”的人口格局,2016年末,东部地区[1]人口为52950万人,占各省人口合计的38.4%;东北地区人口为10910万人,占7.9%,中部地区人口为36709万人,占26.6%,西部地区人口为37414万人,占27.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平稳增长。1978年我国总人口9.6亿,2017年达到13.9亿,增加4.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40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9%,低于同期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年代看,我国人口增长经历了速度由快变慢,增量由大到小的渐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人口年均增长1555万人,90年代年均增长量降至1273万人,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00年代与10年代,人口年均增长量分别降至745万人和702万人。人口年均增速从70年代的1.9%,降至21世纪以来的0.6%,人口增速快速下降。我国人口增长形势的变化既是生育政策调节作用的体现,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背景下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

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逐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标志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生育政策调整完善。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明显增加。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与2012-2015年平均每年出生1654万人相比,2016年多出生132万人,二孩出生人数和比重都有明显上升。与2012年相比,2016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提高了0.85个千分点和0.91个千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下降,从2012年的117.7逐步降至2015年的113.5,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40年来,我国人口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总量大幅上升。1978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4亿人增长到9.6亿人,29年激增4.2亿人。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为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1978年将“国家提倡并推进计划生育”写入宪法,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理论上阐述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政府成立了人口专门机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修改完善婚姻法等一系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措施迅速在全国铺开。

劳动力资源优势依然明显

经过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社会转型而来的生育观念转变,长期以来的高生育率水平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迅速回落,进入缓慢低增长期。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均发生转折性变化,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由数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新时期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因时而动,顺势而为,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看,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二孩比重也由“十二五”时期的40%增加到50%以上,显示生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优化人口结构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2016年,我国0-15岁人口为24438万人,占总人口的17.7%,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74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6%,继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首次减少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五年减少。

婚育观念深刻变革。

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但我国劳动力人口总量依然十分庞大,劳动力资源优势比较明显,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合理配置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科学培育优质的人力资本,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已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目标。同时,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今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将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减缓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和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4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从主要由政策驱动转变为主要由经济社会因素驱动。我国育龄妇女的婚育行为、生育孩次结构等发生了显著变化。

二、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育龄妇女婚育行为转变主要表现为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的推迟。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

提升全民素质,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同时,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稳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增加;人口健康水平持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逐步延长。

从生育的孩次分布看,近40年,妇女高孩次生育明显下降。从1982年到2017年,我国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30.3%下降到6.7%。2000年至2010年,我国一孩生育占比都保持在60%以上。2017年新一轮政策调整以后一孩生育占比有所下降,但低孩次生育已成主流选择。总体来看,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观念转变,使得“少生优生”成为多数人的自愿选择。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口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2015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4年,比2010年的9.1年提高了0.3年,表明总体上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完成初中程度向高中程度转变后,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继续稳步提高。

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较大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0年以上。2015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比2010年的9.7年提高了0.5年,20-24岁青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提高到12.5年,显示出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我国正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发展走过了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完成了快速的人口转变。

201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2010年的74.83岁提高1.51岁。分性别看,男性为73.64岁,比2010年提高1.26岁;女性为79.43岁,比2010年提高2.06岁,女性提高速度快于男性,与世界其他国家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规律相一致。

建国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出生率直到1970年仍在30‰以上。建国以后至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人口增长模式呈现明显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特点。此后,在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增长模式快速转变。198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降至18.2‰,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2001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始终在13‰以下,死亡率保持在7‰左右,人口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长时间维持低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1.60岁,其中高收入国家为79.28岁,中上收入国家为74.83岁,中下收入国家为67.48岁,低收入国家为61.80岁。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仅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中上收入国家,反映出我国人口质量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人民的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持续、明显的改善,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

二、从管控限制到有序流动,人口流动塑造活力中国

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看,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中有40.50%身体健康,41.85%身体基本健康,两类合计占老年人口的82.35%;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占15.05%,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仅占2.60%。这一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总体较好,绝大多数老年人处于健康状态,在日常生活上不需要依赖别人。

人口流动日趋活跃。

三、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人口流动趋向合理有序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人口现象和社会经济现象,受多种因素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迎来规模庞大,以人口由乡村向城镇、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为主的特征鲜明的人口流动大潮。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实施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得到扎实有序推进。

受经济发展、社会环境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流动人口相对较少。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有流动人口[1]657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7%。改革开放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来到城镇,成为流动人口,投入到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热潮中。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人口流动进入历史上罕见的活跃期。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亿人,而仅10年以后的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人,10年时间增长1亿多人。反映在地区分布上,流动人口主要流向东部地区,城市群逐渐成为流动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间形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三大城市群聚集了多数流动人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继续快速提高,2016年城镇常住人口为79298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5897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为57.35%,与2012年相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4.7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0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加8116万人,年均增加202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减少5249万人。

2010年至2014年流动人口总量以年均800万的速度增长,2014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53亿人,占总人口的18.5%,约每5个人中有1个流动人口。顺应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与社会发展的需求,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统一城乡户口登记,为流动人口进城落户提供便利,强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创造人人平等发展的机会。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8%,流动人口规模依然可观,人口流动趋势依然明显。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解决“三个1亿人”城镇化问题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落户城镇和办理居住证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不断缩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工作取得新进展。

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

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镇化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市民化制度性障碍逐步消除,城市包容性得到提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实施以来,道路、排水、保障性住房等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户籍、公共服务、土地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有力保障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了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另外,城镇化发展不再是单一模式,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效果初显,各地结合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基础,形成了一些特色城镇化建设模式,推动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过程。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000年增至36.2%,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2017年达到58.5%,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吸纳了大量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改善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异缩小

“十二五”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把握我国城镇化发展新形势,将城镇化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实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2013年12月,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出部署。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五大发展目标。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人人公平发展的机会,让居民生活得舒心。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随着城镇化优化布局的发展,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异缩小。

经过几年努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现。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加速发展,2010年至2017年,东部、东北地区城镇化率年均分别提高1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均提高1.5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居民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十二五”以来,累计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260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700多万户。

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加速发展,与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趋于缩小。2016年,我国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65.94%,与2012年相比,提高了4.0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比重61.67%,仅提高2.0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2个百分点,增速较慢;中部和西部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52.77%和50.19%,与2012年相比,分别提高5.57个百分点和5.4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9个百分点和1.36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又快于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缩小1.49和1.38个百分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

综合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正向成熟阶段迈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支撑。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的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在8%-10%之间的省份有9个,其中中部4个,西部3个。

逐步解决常住城镇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在要求。为更好促进城镇外来流动人口融入城镇,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出2020年实现1亿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并制定一系列举措着力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

2016年,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为2.92亿人,流动人口[2]为2.45亿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7.7%,同2012年相比,流动人口增加874万人,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提高了0.3个百分点。虽然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是流动人口,但随着农村外出农民工增速回落和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政策的实施,流动人口增速减缓,特别是近两年流动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流动人口的这种变化体现了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显着成果,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明显成效。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以后,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改革意见和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委制定《推进“三个1亿人”城镇化实施方案》,各地纷纷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目标。绝大多数城市放宽落户限制,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覆盖,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性并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落地,提高了新市民融入城市的能力,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城乡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随着支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人口发展政策不断完善,适应西部大开发要求鼓励人口向西部地区迁移,以及严格控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序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等相关政策的出台,我国人口的流动更加合理有序。

三、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高素质人才提升综合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人口工作准确判断新形势,努力适应新变化,不断推动政策创新,保持了人口稳定发展的局面。经济新常态下,要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准确把握人口变化的趋势性特征,深刻认识人口变化对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抓紧优化人口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平衡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保障和基础性支撑。

国民文化素质稳步提升。

[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区市。

40年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1982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为10.9%,2017年,占比提高到35.0%,并呈现稳步提升趋势,尤其是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不足1%上升至2017年的15.5%,而文盲人口的占比则由1982年的34.5%降至2017年的4.9%,下降了29.6个百分点。此外,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7年的9.3年,增幅将近80%。

[2]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资源丰富。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总量的巨大优势,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56727万人增至2012年的峰值92198万人。之后,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但2017年仍达90199万人,保持在9亿以上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依然庞大。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刚刚超过8年提高到2017年的10.5年,特别是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已达13.3年,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供了坚实人力基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人口健康水平逐步提高。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健康公平不断改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先进医疗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投入力度加大,重大疾病防治成效显著。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和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明显延长。婴儿死亡率从1982年的34.7‰,下降到2017年的6.8‰。孕产妇死亡率从1991年的80/10万,下降到2017年的19.6/10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上升到2017年的76.7岁,不到40年时间提高了将近10岁。

4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压力缓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人口发展已进入重要转折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时期人口发展,多措并举应对阻碍人口均衡发展的矛盾问题,鼓励人口按政策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时期,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注:[1]1982年人口普查时界定流动人口的时间跨度为“一年”,1995年及以后的1%人口抽样调查和普查,界定人口流动的时间跨度调整为“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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