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网络平台科学家呼吁给学生松绑 应培养孩子持续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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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有关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精神,前昨两天,全国近20所高校的校长们汇聚上海,就新世纪初如何“构建中国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发表真知灼见。高校担纲“领头羊”充分认识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扮演的角色,是本次中国高校科技创新上海论坛上诸多高校掌门人关注的话题之一。对高校在我国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地位,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列举一组数据加以说明,目前在我国高校中大约有67万人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占全国科研力量的22%,发表的论文占全国的70%左右,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1/3以上。在2001年的国家“三大奖”中,国家自然科学奖18项中有9项是有高校参与的,国家发明奖12项中有8项是高校参与的,科技进步奖138项中高校参与了64项。校长们认为,高校的这种地位与它所拥有的丰富的青年人才资源和高水平的科技专家,人员更新流动快、学术思想活跃、学科门类齐全,适于进行自由探索式的、好奇心驱动的、多学科交叉的基础研究的特点密不可分。由于高校具有多学科综合与合作的特点,适合开展具有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正是高校具有的这些特点,高校与产业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产业界联合开展应用和产业化开发已成为普遍趋势。此外,中国高校所承担的这一历史使命也与目前我国企业的研发力量普遍较弱,难以担当起科技创新主角的重担这一特殊的国情有关。事实上,现今的中国大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的传播、生产这一定位,而更多地参与到知识向技术、向商品的转移、转化工作中。据来自教育部的统计,去年全国高校通过各种渠道共获得科技经费174.5亿元,其中企业委托项目占32.9%;全年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共实现销售收入607.5亿元。另据上海交大提供的数据,去年该校在上海技术交易所的交易额就突破了10亿元。或许是有感而发,中南大学校长黄佰云院士在其发言讲稿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当今世界上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无不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是关键“学科建设是实现高校科技创新的关键”是西安交通大学徐通模校长在本次论坛上亮出的第一个观点。徐通模校长认为,纵观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发现及突破,社会各方面的每一次进步以及任何一项新兴产业的诞生,都和某一学科的发展与创新密切相关。没有独具特色和创新的学科,要实现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是不可能的。学科建设在高校科技创新中关键性的作用也是与会校长们的共识。“学科建设的重点是适应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趋势,抓好学科的重组、综合、交叉、渗透、融合,调整好学科的结构,形成具有特色的、一流的学科及学科群。”徐通模校长谈到,学科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可以是大学科门类内部,也可以是大学科门类之间的综合、交叉、渗透、融合,从而在边缘交叉新领域中创建新的学科增长点。比如西安交大组建的综合性、跨学科领域的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等,又如快速成型技术与医学学科结合所开展的口腔颌下整型及生物活性骨的研究及制造,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该校的电子商务则是集信息、计算机、经济、管理于一体的综合、交叉性学科群。对于学科建设,上海交通大学丁文江副校长也有自己的见解,“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核心,属于顶层设计。”学科建设能提升高校传统优势学科,发展新兴学科,充实基础学科,使学科结构得以优化,布局趋于合理,也能为科研打造良好的学科平台,增强高校的科研实力,提高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临门一脚”练知觉“在高校科技创新中,学生是源源不断的生力军。”西安交通大学的徐通模校长这样说,他认为创新源于个性特色的充分,所以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刻不容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对此颇有同感,他说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偏重以灌输式的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忽略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忽略了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可以说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薄弱环节。“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多次遭遇‘临门一脚’功夫欠佳的尴尬。”朱清时校长所说的“临门一脚”,指的是在科学研究中所需的直觉和洞察力,也就是一个人面对十分复杂的情况时,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关键并找出对策的能力,这正是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在过去100年中,中国曾至少有三项科学成果达到了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资格,由于诸多原因,拥有上述科学成果的中国科学家均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在这诸多原因中,除了过去我们常说的研究经费不足、科研课题选择缺乏前瞻性等等,很重要的一点是学生时代缺乏创新意识的培养,从而导致科学研究的“临门一脚”失去方向。朱清时校长认为,目前我国的高校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发挥不够重视,规定学生入学时念这个课,第二年念那个课,就像车螺丝钉一样,这种教育方式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那么,究竟如何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呢?朱校长在美国考察了一家规模不大、却频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后,从该校校长的一番话中得到了启发:“我们把最好最有创造性的脑袋找来,然后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发挥!”朱校长意识到,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高校应尽量创造出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从而培养出敏锐的科研直觉和洞察力。具体而言,朱校长说高校应做的是营造出浓厚的研究气氛,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来促进学生创新素质的成长;同时加强学生与学校的学术大师的直接交流,这些交流容易产生火花,让学生领悟对科学的直觉。其中,让学生在实践中和浓厚的创新气氛中自己“悟”出创新能力来是最重要的。商业成功有秘诀科研为了什么?发论文、评职称,还是分房子?不同的科研人员,也许对科研的意义有着各不相同的诠释。而在与会的所有高校管理者眼中,无一不把科研成果的转化视为科研价值的最终实现。上海交大副校长丁文江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的开发转移是科技创新链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少了任何一环都算不上一个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把科研成果形象地比喻成一块随时融化的冰,“老握在手里,终将变得一文不值。”他尤其强调,在当今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科研成果不光要转化,更要意识到转化的急迫性和时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教学和科研,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理应成为大学功能的一部分。高校管理者用来检验科研人员科研是否成功的标尺上,也应加上“是否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这一条。然而,科研成果转化又不应简单理解为办校办产业。山东大学副校长韩金远主张校办产业与社会企业或资本联姻,这样不仅有利于理顺原本纠缠不清的产权关系,还能为许多多年半死不活甚至持续亏损的校办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从校办工厂到企业集团,再到高校上市公司的异军突起,我国高校科技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的首批内地高校企业掌门人,复旦微电子总经理施雷在发言中,却出人意料地谈起了成果“回炉”的重要性。他说,一家高校企业在成立之时就享受到母校这块无形资产的恩泽,将最新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到课堂,把最新知识传授给学生,对母校和企业自身的发展都显得相得益彰。目前,复旦微电子的许多原创性成果都实现了与母校共享,在香港上市后,公司又回过头在学校建立了工程技术中心,并提供每年2000多万元的运转资金。施雷同时提醒同行,在创业和管理过程中,尽可能克服缺乏职业化、研发负担超重、过分沟通以及过度管理等学校企业与生俱来的DNA缺陷。

“如果把科学和技术比作一棵苹果树,那么这颗树就是科学,长出的红苹果就是技术。人们是因为爱吃苹果才去浇灌这棵树。而树要长得好,还需要施肥、浇水,这肥料就是教育。文化则是这棵大树在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阳光和温度,虽然看不见,但它无所不在。”中国科协常委张开逊研究员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论坛上,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科学技术与教育文化密不可分。

中国教育在线讯
8月3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在首届常青藤中国论坛发表了题为“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演讲,他表示我们国家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免费的黄金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认为,建构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关键是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他用金字塔来形容中美两国学生的学习能力:中国孩子的学习能力是正金字塔,付出的精力、时间就是金字塔的底边,随着学历的不断升高,他对学习的追求越来越小;而美国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倒金字塔,开始的时候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玩,慢慢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到了大学之后就拼命读书,他们学会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

“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首先要感悟到美国人教育的聪明之处,先让孩子去感悟去思考,然后得到知识,也得到批判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由于开始的时候,知识特别简单,比较容易得到感悟,体会到创新能力,中国教育是让孩子直接得到知识,忽略了创新能力。”朱校长补充道。

徐善衍向与会者推荐一篇题为《到了哈佛,你就会知道中国高校的差距在哪里》的网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学生在大学阶段被美国学生远远地甩在后面,其根源在于基础教育。美国教育的聪明在于:先让孩子去感悟,去思考,然后得到知识,这个时候知识就变成了智慧;由于开始的时候,知识都特别简单,比较容易得到感悟,知识也就容易变成智慧。智慧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能力。而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

最后,朱校长称,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通过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在学校里营造出浓厚的研究气氛,来促进学生的创新素质的成长。特别是它们都有许多学术大师,学生有机会与大师直接交流。

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说自己小时候在福建泉州长大,可以尽情地玩耍。而他小外孙的童年则“一点也不轻松”,“还没上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学奥数”。

他认为,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徐善衍的提问“为什么国外在科学研究上,有这么多能得诺贝尔奖”,他的答案是,“我们要改变教育环境,不是从大学开始改变,而是要从小孩就开始改变。”

中国科协常委、河北农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海波研究员强调,要“让孩子保持自己的天性来学习”。

他分析说,现在之所以还做不到,主要是家长不同意。“将来考不上好学校怎么办?”家长们内心的这种焦虑,导致他们不敢给孩子们自由学习的机会。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陈难先感叹道:“我们的学生是培养对付考试的,就是不需要念这么多书,只要把老师的题目猜出来就可以了。”而且现在“学校很讲究考分”,“学校学生全是85分以上,我们三好生比孔夫子学生还要多,孔夫子三千弟子,只有72个贤人呢。”

他说,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能得六十几分就很好了,就要请客吃饭了,“得60多分,及格了嘛,及格就是合格了嘛!”

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醒民呼吁:“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都是千篇一律,甚至思想都是一样的。科学最害怕思想一律,思想一律就没有科学。这种状况不改变,思想不自由,焉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来?”(记者
陈强 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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